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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虞尔昌先生诞辰100周年

2017/4/1 14:47:28 人评论

纪念虞尔昌先生诞辰100周年

——关于尔昌先生在海峡两岸的教学和在台湾译莎剧及著名诗篇的回顾
同济大学 虞润身

虞尔昌先生在清光绪三十年(民国前八年,公元1903年)12月18日,诞生于海宁丰士(现郭店镇管区)。今年(2003年)12月18日是虞尔昌先生诞辰百周年。
先生的前半生作为故乡海宁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和四十年代为海宁和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的教育竭力奉献。
先生的后半生(1947年—1984年)在海峡彼岸的台湾大学任教三十七年,是一位淡泊明志、令人尊敬的老教授,并在台湾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为中华文坛作出巨大贡献。
为纪念虞尔昌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先生在大陆的子女,今将有关先生的情况,主要是教学和译著方面的一些史料,分述於下:
1、虞尔昌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建海宁中学的首任校长;抗日根据地浙西二中的教务主持人;海宁现代教育先驱者王国华的学生和接班人;在四十年代又译著《文艺杂谈》。
虞尔昌先生在1926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外文系。
1928年回故乡在中山中学执教英语,1930年接任中山中学校长;1932年海宁中山中学与乙种商校合并,定校名为“海宁县立初级中学”,虞尔昌为首任校长。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步步进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同仇敌忾;为激励学生奋发向上,就以孙中山1916年在海宁乙种商校的题词“猛进如潮”为训,谱写了一曲校歌:“进!进!进!看江潮正猛进,激荡我热血,奋发我精神,努力求知、努力健身、努力工作为人群。千年大国今孱弱,试思当有因。世界前进,科学昌明,吾人须猛醒!前进!前进!趁此少年辰。”
虞尔昌邀约聘请一批年轻饱学之士任教,中有之江大学的学友,归国的留学生,博学多才的学者;数年之间,学校增建校舍、丰富藏书、建起了宽敞明亮的实验楼;学校除文、理、商之外,对音乐、绘画和体育都很重视。学校朝气勃勃,教育质量之高,在三十年代之初已为一流水平,在省内也名居前列。
先生为一校之长,又兼英语教学,处处严于律己,又关爱自己的学生,甚至还为有的学生写了英文传记,载入毕业纪念册。学生毕业时依依惜别自己的母校和师长,唱起了《留别歌》:“搔首青春正好,极目世界无穷,握手相期不负,独立寰中。愿比海潮澎湃,又如嘉树葱茏,他时相看刮目,夭矫神龙。”
三十年代上期,海宁中学曾为故乡和国家培育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在工、商、军、教和文艺、文化界都有海宁中学的子弟;如著名的画家米谷、上海译文出版社著名的编审和翻译家杨仲衡、当代我国的玻璃钢结构专家朱颐龄教授等。
先生洁身自好,高风亮节,从不与当时当权的党政官僚为伍,更嫌弃阿谀钻营之术,终因为袒护学生抗日宣传活动,与新任县长不合,在1936年被迫离开学校。
这之后,虞尔昌先后到绍兴、衢州和上海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其间还曾受聘之江大学、上海法学院教英文。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美、英、法国对日宣战,日军进占上海租界,虞尔昌就离开上海,混过了敌人的盘查,进入浙西天目山区——浙江抗日游击根据地,主持浙西二中的教务工作又兼英语教学,为国家培育年青一代。当代我国的桥梁学家、原上海城建学院院长、海宁丁桥人金成棣教授,就是当年跟随尔昌先生,从浙西二中毕业的学生。
抗日胜利后,虞尔昌应聘去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1947年秋又应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与王国华老教授一道渡海赴台湾大学外文系执教。
抗战时,在天目山区,以及战后在山东大学,教学之余,尔昌先生还常译一些英文报刊和书籍上的优秀短文,在浙江《东南日报》和山东的《山东新报》等副刊上发表。尔昌先生很珍惜自己的译著,他将这些短文的剪报,带到了台湾并进行分类编辑,将其分为三部分:短篇故事翻译、文艺杂译和美苏偶译,自拟全集名为《文艺杂谈》,并以他曾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翻译经验之谈的“译事琐谈”一文作为该书的“代自序”。先生希望有朝一日,该书能出版,与海峡两岸的读者见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先生的生前未能如愿。但尔昌先生的夫人虞邵雪华女士,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在她移居美国时,把先生的手稿和重要书籍都装箱运到美国,再忍着悲痛把尘封了近四十年的《文艺杂谈》译文剪报,再次过目整理,并初拟了“后记”,然后将其寄回大陆给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儿子,由他去联系在大陆出版,以圆尔昌先生的遗愿。1995年1月,也是作为虞尔昌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虞尔昌的《文艺杂谈》。我国著名译作家,国际莎协执行委员,现任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方平教授写了《纪念虞尔昌先生》一文作为该书序言。
书中汇集的好多篇世界文学名著和历史文化名人——卓别林、肖伯纳、巴尔扎克、萨凡堤兹等轶事,以及对前苏联领袖斯大林和美国总统林肯与威尔逊的描述,还对当时社会热点问题如美国文明,原子弹等有所评述,虽是半世纪乃至百年前的事件和人物,但读着并不感到过时和枯燥;特别是人们从中看到多篇文章所衬托出来的人的崇高情操,奋发精神和人间的真情和爱心令人感动和深思。
2、虞尔昌先生是台湾大学外语系的老教授、系主任,注重以“启发式”和“直观法”进行外语教学,可谓别出心裁。早年出版的《怎样教英语》,已成为台湾地区中学英语的重要教学法参考书。先生学识广博,师德高尚,执教至生命的终点,桃李遍天下。
虞尔昌先生,在台湾三十七年,长期担任教授,并曾代系主任职。他作为老教育家王国华的弟子和事业接班人,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近半个世纪的英语教学中,继承和发扬了王国华先生在外语教学方面“启发式”和“直观法”的科学教学理念和方法,他反对传统英语教学中那种把课程割裂为读本和文法两部分的枯燥无味的方法,而采用鲜活的英文材料进课堂,并从中取文句作文法分析,学生学得活又饶有兴趣。他又极力反对闭口学英语,改变许多初学外语者喜欢默读的陋习,不仅在课堂上多张口对话,而且在提供学生们在课余多用英语对话方面,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早在1950年10月,尔昌先生就译著出版了中等英语教学的工具书——《怎样教英语》,在书的最后,附有一篇《一个直接法教学的参观报告》,内容就是形象地介绍王国华先生为初中生用“启发式”和“直观法”讲授英语课的情景。当时台湾正处在振兴经济、发展科技、对外开放,要求大力加强基础英语培训的时期。此书在50和60年代被台湾教育界定为中等教育英语教师必读的教学法参考书;到70年代末已发行至10版。在21世纪的今天,虽在外语教学中语音教学设备已普及应用,但此书所讲的英语教学规律,教学心理,教师间的合作,教学中的“启发式”和“直观法”、以及各个环节的配合等等还都是闪闪发光的东西,值得借鉴。
由于尔昌先生英文写作及翻译的教学经验丰富,令人钦佩。因此他早年就受聘担任台湾的教材编辑委员,甚至参与高考英语试卷的命题,在台湾大学又是面向全校基础英语教学组的主任。工作勤勉,顾全大局,从不徇私。他贡献不小,而春风桃李,化育尤多。
1976年,尔昌先生以古稀之年,申请退休,但学校鉴於先生学识渊博和学生的爱戴,仍要他每周为学生讲授两节《翻译习作》课;直到1984年暑假后,先生突发重病住院之前,人们在外语系还能见到这位八十高龄的老教授在“台大”的讲坛上,循循善诱地指导学生。
有一次,他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句作为教材,叫学生作几种英译的比较;他说:“常和年轻人接触,可以忘记年华的老去,而教学相长,也能使自己仍在不断进步之中。”
他写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此乃我国诗人悲观的想法。但英国19世纪大诗人Robert Browning有句云:“Grow old with me,/the best is yet to be?选”
我试译为:“年华老去勿自悲,朝日哪似夕阳好。”
正是本着这样的乐观精神,老人的晚年一直未离开讲坛,也一直没有放下他译作之笔。
尔昌先生在大陆和台湾共教了五十八年书,可谓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为海峡两岸中华的教育奉献了毕生。先生的子弟遍及海峡两岸及美、英等国。当代台湾的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莎学家,台湾大学外文系及戏剧学系教授,兼戏剧学系主任彭镜禧先生,就是尔昌先生的研究生。
1984年12月26日,虞尔昌先生以八十一岁高龄在台大逝世。
学校给予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老教授,以校史上少有的殊荣,由孙震校长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赠“德望长昭”横幅挂于灵堂;台湾《中外文学》月刊于1985年2月,首次全文刊登尔昌先生遗译的长诗《鲁拜集》,并将这期月刊定名为《虞尔昌教授纪念专号》。
3、虞尔昌是我国天才的莎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隔海知音;在台湾以十年的艰辛,续译朱先生四十年代未及问世的十部莎士比亚历史剧。从而珠联璧合,在1957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虞合译的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国也首次圆了莎士比亚戏剧完整的中文版的梦。
尔昌先生嗜读中外图书,尤其喜爱莎士比亚戏剧诗文,熟读原著。他说:“莎氏戏剧不乏知名之士的翻译,但文笔生硬西化,使读者读了一二页再也不想读下去了,此种翻译实在是欺骗了读者,对不起原作……”为此他深感内心之不平,但在他去台湾的前夕,读到了上海世界书局于1947年4月刚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27个剧本)之时,眼前为之一亮。他十分敬佩其译笔之优美,认为“朱氏虽属年轻一代,而所译之译文信、达、雅三者都已做到,国内其他译作尚未有能出其右者”。他敬仰朱先生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在贫病交加中,以惊人毅力呕心沥血的译莎精神;更为朱先生的英年早逝,在译莎征程上未竟全功而惋惜!遂萌发了继续朱生豪先生的“译莎”工作,将当时未及问世的莎氏十个历史剧补译出来的心愿。
他与朱生豪先生是之江大学的前后校友,但由于在校年代不同(他是1926年毕业的,朱先生1933年毕业)故生前未曾谋面。然而,“发不同青心共热”,是莎士比亚的情缘,把这两位海峡两岸的学者连在了一起!
当年在台大教书,薪资不多,女儿尚年幼,家庭生活甚是清苦,夫人甚至不得不以养鸡来补家用。不少教授外出兼课,唯他在一无报酬、二无书局承诺出版的情况下,将在台大授课后的业余全部精力,都倾注到莎士比亚十部历史剧的翻译中去。小屋里一张别人丢弃的书桌加一张旧板椅,便是他的工作场所;夫人虞邵雪华女士则在照料一家生活的同时,默默地担任着助手,席地坐于榻榻米上,以橱门充桌,誊抄译稿。他翻译十分细致认真,对所译的每一页都要反复琢磨,一再修改,以求达最完善的境地。
就这样十年如一日,终于将莎氏的《约翰王》等十部历史剧全部译出,他又为每部剧本撰写了“本事”,助读者了解历史背景及故事情节的发展。当放下译笔时,他已劳累得连走路都困难了。
1957年4月,台北世界书局以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加上虞译十部历史剧及莎士比亚评论,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前三册为朱生豪译的喜、悲、杂剧二十七部,后二册为虞所译十部历史剧并附莎士比亚的评论和朱生豪生前编写的莎士比亚年谱。
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译莎剧始成全璧!
此第一部完整的中文版莎剧全集于1957年在台北问世后,受到台、港、澳、东南亚和日、美、英读者的广泛欢迎,至1980年已印了第三版。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长期阻隔,大陆的广大读者和莎学家,在1984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几乎全然不知此事!
中国大陆近20年的改革开放,也大大加强了两岸文化,包括莎学方面的交流,人们才惊喜地得悉发生于50年代、中华文坛的这一中译莎士比亚戏剧的里程碑!
诚如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方平先生1994年1月在《纪念虞尔昌先生》一文中高度评价的“1957年4月,在朱译三卷本莎剧问世后十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虞合译的五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自从本世纪初,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国开始用文言零星地介绍莎剧故事梗概以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国终于有了第一套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虞二位翻译前辈,前赴后继为之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虞尔昌在台湾的几十年里也一直在心间念念不忘大陆上的这位莎士比亚知音,他对朱生豪先生和朱夫人宋清如女士,深为敬仰。直到1983年接通音讯,鸿雁飞来之时,虞尔昌已是80高龄人了,他犹记着从未见过一次面的朱生豪夫人和她的孩子。他在家书中写道:“朱夫人名清如,战后曾在秀州中学任教,但我不详其姓氏,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应已年近40,如遇“之大”校友,可代我打听朱生豪的身后消息。他为工作身殉,不声不响撒手归去,他的译作在书店里为人挣钱,在国内外图书馆里助人研读,大家都还不知道朱生豪到底是何许人?”
他深情地写道:“生豪的文章十倍于我,不幸早逝,为我国文坛之一大损失。生豪对介绍一位西方最伟大作家和诗人所作的贡献,诚属不朽!”由此,老人郑重地告诫说:“人生之价值,不在其年寿之长短,而在其对人类社会所作之贡献!”
1984年当尔昌先生在台湾从家信中得悉朱夫人健在,以及50年代大陆上再版朱译的27部莎剧,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出版了以朱生豪先生主译莎剧(包括其四部历史剧遗作)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并见到朱夫人的近影时,老人欣喜万分,兴奋提笔写道:“你告诉我有关生豪的资料十分可贵,承朱夫人惠赠生豪照片,更觉宝贵。我拟著文详叙生豪生平及身后情形,在报章杂志发表——生豪如无夫人之共患难,受尽千辛万苦,何能发挥其才华而有此成就?读者在欣赏生豪所译莎剧之同时,亦应对朱夫人表示敬意谢意也!”
历史竟如此巧合,虞尔昌逝世之日(12月26日),也正是朱生豪先生逝世40周年的忌日。两位嘉兴地区的老乡,之江大学先后的同学,是在同月同日去世的;隔海的知音,相勉在九泉。
4、虞尔昌是中华文坛第一位用中文诗韵全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先行者。在他的晚年还以数年的心血,以中文诗韵体奋力译出11—12世纪波斯大学者、诗人奥玛·卡扬(Omar Khayyam)的长诗名作101首《鲁拜集》。
十四行诗原是在中世纪流行于西方民间的抒情短诗,是为歌唱而作的一种诗歌的体裁。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出现了采用十四行诗型式并赋予严谨格律的诗人。而成为诗坛上流行的一种诗体,很快传遍欧洲。到十六世纪末已走红英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莎士比亚除了他美奂美伦的戏剧,还运用十四行诗的语言(共154首),表达了“对善的执著,对恶的鞭挞,对爱情和友谊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破灭的厌恨和对道德负罪感的反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莎士比亚文学宝库中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也是英国、乃至世界十四行诗的顶峰。它经过300年后才传到中国,而要忠实地译成中文诗的形式,既保持莎士比亚的诗的灵魂和艺术,又要其有中文诗的东方特色,那是个艰巨的工程,谈何容易?!那些年尔昌先生在台湾,手头已有三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译本,有的还是名人之作。但他感到:“读起来都不像诗,而只是散文式的解释。此种翻译我以为是使莎士比亚受到了冤屈”。他认为“翻译一首诗,其译作的本身也必须是一首诗,至少读起来也须有诗的气味”;他想批评别人是不容易的,为何不自己尝试着来翻译呢?于是利用病休的时间着手翻译ARDEN SHAKESPEARE 版本中的十四行诗,全部共154首,历时2年,重译三次,其译作注重译成中文后诗的韵律。他还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的中译本写了15页长长的一篇《译者序言》,着意介绍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考证,和对其精采片段的欣赏。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诗篇不但是他的才华的初次闪耀,也是他用怀疑、批评和惊异眼光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作的第一次探索。”
尔昌先生所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连同他的译者序言,于1961年由台北世界书局以中英对照形式出版。也堪称是中国文坛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部以富有诗韵形式翻译,并配以原文对照的第一次尝试。试举一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六六首,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万恶性质所作的直接揭露和批判,几百年来,这首诗为全世界许多读者和评论家所推颂。对此诗的中文翻译的体裁,也是各有千秋。以散文式诗居多;但尔昌先生则译为富有中文韵律特色的七言诗体。其原文(英文)和虞的译文,抄录于下:
66(英文)
Tired with all these?for restful death I cry?
As?to behold desert a beggar born?
And neely nothing trimm'd in jollity?
And purest faith unhappily forsworn?
And gilded honour shamefully misplaced?
And maiden virtur rudely strumpeted?
And right perfection wrongfully disgraced?
And strength by limping sway disabled?
And art made tongue-tied by authority?
And folly? doctor-like?controlling skill?
And simple truth miscall'd simplicity?
And captive good attending captain ill?
Tired with all these?from these would I be gone?
Save that? to die? I leave my love alone.

66(虞中译)
睹此一切求永息,
聪明才智生为丐,
庸愚昏聩金玉饰,
信誓真诚受戕害,
黄金光荣冠错戴,
处子之贞遭辱凌,
正直无瑕遭眨废,
跛使健者成无能,
文章畏势口不开,
愚蠢统治夸才学,
质朴真诚诋为呆,
善良为奴侍元恶;
厌此一切愿长辞,
惟遗我友不胜悲。
从此首诗的译文中,人们能感受到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目睹当时英国上流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时的愤慨和无奈的心声,莎士比亚锋利而清澈的文采;也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和中文的优美诗韵。从而也可见尔昌先生精深的英语水平、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诗人的情怀。他说:“我常爱将自己所译者和别人所译者比较,如别人译的比我好,我很钦佩。如别人不如我,我幸喜自己译了。”他的译著之所以用中英对照形式出版,也正是出于这种虚怀若谷“百家争鸣”的学术风尚。
尔昌先生在晚年,除台大每周二学时的课以外,还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于11—12世纪波斯大学者、诗人奥玛·卡扬的长诗名作101首《鲁拜集》的翻译。
原来奥玛·卡扬是那个时代波斯的杰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他修订的新历,为其国人所推崇;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酷爱生活、淡薄名利、崇尚自然的诗人,他随兴而作的许多小诗,朴实而甘淳。但如此的一位诗人,他那优美而神往的诗篇,却一任埋没在历史的遗忘之中!直到750年后的19世纪,一个熟悉多种语言,又喜欢学波斯语的英国作家费兹吉若(Edward FitzGerald)发现并英译了这些金色的东方诗篇,成为奥玛·卡扬这位古人的知音。费兹吉若把他所发现的奥玛的500首小诗,撷精取萃,翻译成英语并作有次序的编辑,从太阳升起照到苏丹王宫的塔尖开始,到皓月东升窥视园中的宾客为止共收录101首奥玛·卡扬牧歌式的诗——定名为《鲁拜集》。每首小诗有四行,第一、二、四行押韵的形式和音韵给小诗以特殊的美感。
自1859年费兹吉若英译的奥玛诗问世,十多年后它的声誉已传到了大西洋彼岸,及至1900年奥玛的诗已是英语国度里拥有最多读者的诗集之一,奥玛诗集(《鲁拜集》英文本)已绕越整个地球而回到了奥玛出生地的东方。
人们称颂费兹吉若尽善尽美的英译和出版,使一位沉睡了七百年的波斯古人奥玛·卡扬的形象复活于世人之间!
虞尔昌深深为两位古人——英人费兹吉若和波斯人奥玛·卡扬间的文缘所感动,更十分喜爱这金色小诗集的纯真和富有哲理。老人以七年的时间,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力求以中文的诗韵尽可能完善地表达原著的精神和牧歌的格调。终于在尔昌先生逝世前完成了全部译作的定稿。老人欣喜地反复再审自己的译稿,似乎是听到了诗人的低吟和感叹:
天穹覆盖如覆碗,
生死其间若拘囚,
莫用举手吁天助,
实缘天亦不自由。
(虞译《鲁拜集》第72首)
虞尔昌先生为中华文坛留下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鲁拜集》这两部世界名诗富有特色的译著,令人称颂。尔昌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贡献的教育家、一位名垂史册的莎剧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深有造诣的翻译诗人。台湾学界高度评价虞尔昌的翻译成就:“尤脍炙人口,诚后学有志从事翻译工作者应依循之典范”。
虞尔昌先生教学的成熟高峰、译莎及译诗事业的高峰都是在台湾大学达到的。而他的夫人虞邵雪华女士,则是尔昌先生事业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柱。在台湾的几十年岁月里,两人同甘共苦,又同样感受事业成就的喜悦。她帮助整理先生的莎士比亚全部译稿,联系译著的出版,既操心一家的生计和先生的健康,又要培育在台湾诞生的两个女儿,正如尔昌先生后来多次在给大陆亲人的信中所说:“昔年译书所有译稿全赖汝母抄写,——当时生活实在是很清苦,我所感谢的是你母亲的帮助,我之得有今日,全赖汝母之照应。”
虞尔昌先生去世后不久,夫人虞邵雪华女士于1986年即回大陆探亲,看望在大陆的亲人,在上海同济大学受到王校长和党委蔡书记的欢迎和接见;在故乡海宁又受到市府和政协领导人的欢迎并设宴招待。虞夫人向海宁市府赠送一套台北出版,朱、虞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鉴于两女儿(虞祖忆和虞明)都在美国任电脑工程师,虞夫人也在不久后移居美国,并从美国寄两套台北出版朱、虞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到上海,分别赠朱生豪夫人和中国莎士比亚学会。这之后还有一套朱、虞合译的《莎士比亚全集》赠予海宁高级中学。而早些时,朱夫人宋清如女士已将北京1978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赠送给尔昌先生和夫人。
虞邵雪华女士在美,热心华人社会公益事业,就任休士顿中华老人协会理事,后又追认为副会长,她热爱莎士比亚文学,关心中国统一大业。不幸在执行公务中因车祸于1995年初逝世。享年七十岁。
美国休士顿中华老人协会、华侨界和美国友人,都同声哀悼这位富有文化素养,为大众热心服务的当地华界杰出的女领导成员,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及学会领导也致电美国向休士顿中华老人协会及虞夫人的家人沉痛哀悼。


纪念虞尔昌先生
方 平

半个世纪前,在一个兵荒马乱的萧瑟的寒冬,前辈翻译家朱生豪在他的故乡嘉兴,由于贫病交迫、身心交瘁,悄然逝世了。
他英年早逝,在人世只度过了短暂的三十二个春秋,可是凭他的才华和惊人的毅力,在极端困其的条件下,以流畅的文笔完成了三十一个莎剧译本,五年后(1947年),他的三卷本《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在上海出版了。又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七年,他译出的四个历史剧也问世了,连同已发表的二十七个喜剧和悲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出版(1954年)。
莎士比亚全集一般收有三十七个戏剧,遗留下莎翁的六个历史剧没有介绍过来。这未完成的重任如果有谁愿意担当起来,立志把历史剧部分译齐,使成全璧,那么不仅可以告慰于前贤在天之灵(朱生豪先生撒手西归之时,最大的遗恨是苦苦为之奋斗十年,全集在望,最后却功亏一篑),而且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一份可贵的贡献。
我不敢说我曾经暗暗立下这么一个宏愿,但确是有过一股冲劲,也下了一些功夫,按照英国编年史的次序,紧接朱译《亨利四世》之后,以诗体译出了《亨利五世》(1955年)。
说来惭愧,我没能再接再厉,坚持下去,却是知难而退了。读莎翁的历史剧已经够费劲了,因为充满着当时朝廷中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党派斗争,这种种复杂曲折的史实都是中国读者所不熟悉、不了解的;翻译历史剧的艰苦困难(甚至乏味),可想而知。拙译《亨利五世》完成之后,便无以为继,我转移方向接下去翻译的是莎翁的悲剧了。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直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揪出来,中国终于冲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这三十年来,海峡两岸,大陆和台湾,音讯阻隔,往来断绝,天各一方。
台湾著名学者虞尔昌教授(1903—1984),原籍浙江海宁,和朱生豪可说是乡亲(海宁属嘉兴地区),又和他是当时杭州之江大学的前后同学,惜乎彼此无缘相识,虞先生于1926年毕业时,朱还没进校(朱毕业于1933年)。把他们两位更紧密地联结起来的是文字姻缘,莎士比亚。
1947年,虞先生应聘去台湾大学任教,在他的行囊中带有当时出版不久的朱译三卷本莎剧集。那利落成熟的译笔使他十分钦佩,不由得痛惜英才早逝,为学问以身殉,又有感于一部全集还少了十个历史剧,是留给后继者去努力完成的一个重大的任务。他在内心似乎听到了这迫切的呼召,毅然立志要把重任担当起来。于是他一边教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译莎这重大工程。
在那个时期,台湾恐怕还是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台大教授的薪金不高,不少教授不得不到外边兼课,以补家用;唯独虞先生在本份的教学任务之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莎翁全集的补译上。当时并没有哪家出版社承诺出版,自然更谈不上稿费收入,这纯粹出于知识分子的一种可贵的热爱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精神。
他从事译著用的书桌和椅子都是别人弃去的、不要的破家具,他的夫人(邵雪华女士)热情支持他,更是连桌椅都没有,只能席地坐在“榻榻米”上,伏在一块门板上帮助丈夫誊写译稿,当时艰辛从事的情景可想而知。好在虞先生恬淡为怀,耐得住清贫寂寞,为了文化事业,难苦犹甘,百折不挠,他常说:“人生所需几何?可温饱足矣!”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斗室之内,春去秋来,积数年如一日,他耗尽心血,几经修订推敲,最后终于把最艰深的十种历史剧全部译齐,真可谓字字辛苦不寻常!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他又为每种历史剧撰写了一篇“本事”。
1957年4月,在朱译三卷本莎剧问世后十年,由台北世界书局出版了朱、虞合译的五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自从本世纪初,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国开始用文言零星地介绍莎剧故事梗概以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我国终于有了第一套完整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朱、虞二位翻译前辈,前赴后继,为之呕心沥血,功不可没!这套全集到了1980年已印行三版,说明受到了台湾和海外读者的广大欢迎。
前面说过,当时海峡两岸音讯阻隔,“世界”版全集的问世,本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而大陆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和莎学专家们都一无所知。六十年代初,大陆曾经出现过一段以安定团结为重的“和风细雨”的时期,文化艺术仿佛进入了小阳春,稍许喘过一口气,开始松动活跃起来了。为了隆重迎接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到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国内好几位莎学家以及有成就的翻译家共同补译朱生豪未能来得及翻译的六个历史剧和诗集四种,并对朱译作了校订,争取赶在1964年4月23日前,推出《莎士比亚全集》,作为中国人民对于这位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的最好的纪念。
可惜好景不常,这套“人文”版全集命运很不济,虽然调动了全国人才的力量,赶在1964年前及时完成了补译、校订以及排版等工作,只待付印,无奈天地忽然变色,风暴将至;直到1978年,大地复苏,始得出版,是为十一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已晚于“世界”版全集二十有一年了。
回想当初,我着手试译《亨利五世》当在1954年,很可能这时在海峡彼岸,虞先生以他的勤奋执着,早已完成了这一优秀的史剧的译稿,可惜我毫无所知(同样,虞先生似乎始终不知道朱译史剧四种于1954年在大陆出版)。我当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生活条件也许比海峡彼岸的虞先生略胜一筹吧,然而却缺乏虞先生那种不避艰辛的毅力,不能以勇往直前自勉,思之愧然,也越发增进了我对虞老先生的那种敬业献身的精神的钦佩!
大约1984年吧,虞老先生在大陆的哲嗣虞润身先生受乃父之托,到我工作单位来找我,探问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女士的下落,我才第一次得知虞老介绍莎剧的建树,可惜就在那一年岁暮,虞老遽然谢世,因此我始终无缘拜识这位可尊敬的翻译界前辈,就我们所共同爱好钻研的莎士比亚,尤其是我们都译过的《亨利五世》,多多向他请益,我们将会有许多谈不尽的共同语言,但一切都已太晚了,这在我自然是非常遗憾的,为之怆然!
再想得远一些,这不仅是我个人失去一次求教的好机会,从海峡两岸来说,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学术上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否则很有可能早在三十多年前,一套莎士比亚中译本全集,以朱译本为基础,在大陆学者们和虞老共聚一堂相互商讨合作之下,早已出版发行了。这将会是我国文化界值得纪念的一件盛事。
1960年,虞先生不顾当时抱病之身,鼓其余勇,以严谨的格律,几经推敲,译出了莎翁的著名的十四行诗集,于1961年问世(世界书局出版)。
虞老先生诲人无倦,著译毕生,令人钦佩;而且胸怀恬淡,宝贵浮云,唯文艺学术为重,勤勉从事,令人仰慕。
老人晚年在海峡彼岸,更加深了对故土江南水光山色之思,在寄往大陆的家书中,提到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曾和胞弟携手同游钱塘江畔尖山寺的情景:尖山寺过道中有一块清乾隆所书“海廓天空”的巨大匾额,这“海廓天空”四字确实是写出了眼前的景色,印象深刻,愈久愈难忘怀。
他还时常怀念之江母校的慎思堂,富春江上的严子陵钓台,一心向往“唯原河清人寿,能有见面之日”。
虞老先生不幸因患肝硬化病,药石无效,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告别人世,享年八十有一。正好四十年前朱生豪先生也是同月同日逝世;两位译坛前辈真可谓中国文苑的双子星了。
(作者系中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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